但冯赟也站在冯道一边，主张应该宽大。于是一大批李从荣的部属官员，才侥幸得以免死。

在天津桥事变后的第六天，在宫中长期卧病，又因为儿孙丧命而耗尽精力的后唐老皇帝，终于结束了心理与生理上双重煎熬，病逝于雍和殿，享年六十六岁。按冯道与卢文纪的建议，李嗣源被追谥为圣德和武钦孝皇帝，庙号明宗”。

与把皇帝当得极失败的庄宗李存勖不同，明宗李嗣源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。明宗靠精简各种政府机构、历行节俭减少了开支，在此基础上多次降低税赋、徭役，让利于民，让民众有了安心生产，真正能够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。

李嗣源先后减少、取消了“曲钱”、“桥道钱”等杂税；规定征用民伕劳动一次不得超过十五天。限制民间高利贷对贫民的盘剥，规定不论年限，利息最多不得超过本金等等。

在李嗣源称帝之前，收税的官吏收得如果是实物粮食，为防止在转运、存储中的损耗，他们在征收时会比实际税率收得多。李嗣源一登基，就下令禁收省耗，只准实际税率征收。

后来，李嗣源到国库视查，了解到仓库保管的实际情况。由于很难阻止老鼠、麻雀的偷食，以及粮食放久了，可能出现的朽坏，仓库中的粮食出库时不可能与入库时一样多。而亏空的部份，仓官们只能用家产去填补，填补不足时，甚至用命去顶罪！李嗣源听了，大为感慨，于是又下令开征“鼠雀耗”，每征收一斛粮食时允许加收二升不入账，即加征百分之二，以备鼠雀之灾。

李嗣源取消了加百分之十的省耗，增了加百分之二的鼠雀耗，民众的税收负担还是有所减轻。但是由于官吏在官民矛盾中，占据了强势地位。一项为官吏合理利益考虑的制度一旦开了口子，极难不被滥用。鼠雀耗的加征比例在接下来的日子中，根本守不住百分之二的底线，而是扶摇直上。

因为鼠雀耗最初是以防备老鼠、麻雀为名开征的，深受其害的百姓给老鼠取了一个别名“耗子”。一项本为利民的改革，最终变成了害民的弊政。

除了关心民间疾苦，李嗣源也能够承认和改正自身错误。有一次，李嗣源得到巡检军使浑公儿的奏报，称有两名百姓私下练习战斗。李嗣源的上位经历，使他对这些事看得非常紧。他认为对下层的造反企图，应该扼杀在萌芽状态。于是他命石敬瑭从严处理此事。石敬瑭揣摩圣意，不由分说就将两人处死！

过了一段时间，李嗣源才得知真相：原来那两个练习战斗的百姓，只是两个儿童拿着竹竿打闹嬉戏。李嗣源非常后悔，做出以下处分：自己减膳十日，向冤魂道歉；石敬瑭罚一月俸禄，以示薄惩；浑公儿仗二十，革职流放；再给受害者家属每家赔偿绢五十匹，粟、麦各一百石，安排埋葬。通告天下各州道府官员，凡有极刑大案，都要反复核实查清，不得虚应故事！

李嗣源对责任人的处理自然还是过轻，但对于一个身经百战，取过无数人性命的沙场皇帝，对于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小小百姓，能主动认错赔偿，已经算是做得非常不错。

李嗣源当上皇帝之后，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个神圣的职务内心非常忐忑。他曾经屡次在宫中焚香，祷告苍天道：“我只是一个胡人，因为时逢大乱而被众人推戴。出于不得已，愿上天早日降下真正的圣人，为天下百姓做主。”

就在李嗣源执政的第二年，在洛阳城甲马营有一个中级军官的妻子，生下一个异常强壮、活泼好动的儿子。几十年后，这孩子长大，一飞冲天，开创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。

李嗣源死后的第四天，从魏州赶来的宋王李从厚到达洛阳。第五天，后唐朝廷正式向天下宣布天子驾崩，举国缟素。李从厚在李嗣源灵柩前即位，成为了后唐皇帝。

这一年，李从厚已经十九岁，并非幼主。但是他比较懦弱，缺乏主见。之前，他很害怕他那位凶巴巴的二哥，处处让着李从荣，只想老老实实当一个亲王，开开心心混日子。但谁能想到，天命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有时你有心栽花，花却不活，无心插柳，柳偏成荫。尽管李从厚没主动去争位，皇冠却从天而降，落到了他的头上。

不过，天上掉下来的皇冠虽然看起来诱人，却未必是什么吉利的东西。因为皇位仅仅是李嗣源留下的资产，继承起来相对容易。而李嗣源在天下军民中的威望，是无法随着皇位一起传给儿子的。李从厚和二哥李从荣一样，从未经历任何战阵，在军队中的威信接近于零！他同二哥一样，缺少一个可靠可用的心腹班底。

远在蜀地的孟知祥听说李嗣源逝世，李从厚登上后唐皇位之后，大感欣慰。他向左右官员发表了一番关于未来后唐政局的预测。他说道：“宋王幼弱，他能够信任和重用的，是那些能力低下的小人。新的大乱，指日可待。我们只需等着，好好欣赏中原的大戏。”

既然后唐对巴蜀的威胁，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已经大大降低了，那么孟知祥也就觉得：是时候给自己升级了。于是，蜀中接二连三地冒出了祥瑞。先是有人声称在嘉州犍为县看见了黄龙，然后又有大批白鹊飞到玉局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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