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626年——629年唐太宗励精图治，休养生息，使政治清明，经济恢复，取得天下大治，称贞观之治。

唐太宗在大赦之后又厚葬李建成、李元吉，与太子派达成和解。太子的部下陆续都归附到唐太宗的麾下，其中包括历史上著名的谏臣魏征。

魏征原来是李建成的师爷，曾劝太子李建成先发制人干掉李世民，以免横生祸端。李建成死后，唐太宗欣赏他的胆识和才能，不计前嫌，任命他为谏官，专门负责给皇帝提意见。而魏征果然不辱使命，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看见皇帝有哪做的不合适了，当即提出来，丝毫不留情面。即使皇帝的脸已经拉成驴脸了，他也毫无惧色，该怎么说还怎么说。

魏征敢谏也能谏到点子上，并非逮谁跟谁抬杠的杠子头。他是一个站得高看得远、看得深、看得准的政治家。他提的意见事实证明都是正确的。这是他屡次犯颜直谏却没有触霉头的最重要原因。

当然他也有惹恼唐太宗的时候，虽然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而著称。

有一次唐太宗在后宫大骂魏征：“会须杀此田舍翁。”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。

他的皇后长孙氏忙问他怎么回事。唐太宗说：“魏征每廷辱我”。魏征每次上朝都会弄我难堪。

长孙皇后听后一语不发，进内室穿戴好朝服，出来拜见唐太宗。唐太宗不解其意。

长孙皇后说：“妾闻主明臣直，今魏征直，由陛下明之故也。妾敢不贺。”臣子敢于直言不讳，是因为君主是个开明的君主。陛下是个明君，我怎能不庆贺呢。唐太宗一听，转怒为喜。

唐太宗不但没宰了魏征，还对他不断封赏。在魏征的示范作用下，朝里民主气氛浓厚，大家踊跃发言，群策群力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，言者无罪、闻者足戒，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。

唐太宗规定：中书省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议事，都要叫上谏官，有问题及时纠正。

中书省是决策机构。门下省是审核机构。任何国家层面的决策过程都要接受谏官的监督。唐太宗建立监督机制，防止政策出现失误。

除了魏征，唐太宗在治国方面依靠的重臣是房玄龄、杜如晦。他任命他们俩为左右仆射，也就是正副宰相。“玄龄善谋，如晦能断”。一个为他出谋划策，一个为他评估决断，两人是他的左膀右臂。

不过，唐太宗并非对他们言听计从。对于大政方针，无论是宰相还是自己拍板决定，下诏之前还要经过门下省的审核。唐太宗强调了“五花判事”制度。

唐太宗下旨：“凡军国大事，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，杂署其名，谓之五花判事”。对于军国大事，交由门下省集体讨论并且签字确认后才能颁布。一个政令从制定到下达，上有皇帝、宰相、谏官讨论，下有门下省审核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政令出现偏差。

唐太宗处事公正，一碗水端平了，不偏不向。

唐太宗登基时封赏群臣，完全依据本人功劳的大小论功行赏。有些人认为自己功劳比别人大但封赏却比别人小，心怀不满。唐太宗的亲叔叔李神通就不服自己位居房玄龄、杜如晦之下。唐太宗说你虽然参加革命最早，但指挥战斗屡战屡败。而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。论功行赏，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。李神通听罢无话可说。大家一看唐太宗对自己的亲叔都一点不偏向，对唐太宗的公正心悦诚服。

唐太宗公正无私也带动了群臣“赶帮超”。君臣公正无私使百姓对心悦诚服。

唐太宗要求执法官员既要严格、公正，也要“宽仁慎罚”。

唐太宗规定死刑必须三审后才能执行，正如现在所推崇的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，避免误判误杀。

据说唐太宗曾亲自到监狱复查死囚，竟无一人喊冤，对的判决心服口服。唐太宗允许死囚回家过年安顿家小，一年以后回来受刑。全国一共400死囚一年后，一个不少全回监狱报到。唐太宗认为他们人性尚存，将他们全部释放。

“四百死囚来归狱”的故事现在听起来就像神话。可以想象的出唐朝的公正造就出的那种威信、的仁爱激发出的人性光辉。

唐太宗以“仁政”治国安民。

唐太宗因为是武将出身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。他上台后虚心向群臣请教。他发扬民主让群臣围绕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展开辩论。

“王道”派主张“德治”，教化百姓向善。“霸道”派主张“法治”，乱世用重典。前者认为，天下能不能治理好，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而不是百姓，应该在政策面找原因，不要往老百姓身上推责任。后者认为，天下难治是因为人心不古，百姓变得越来越奸猾难管，必须用重刑才能威慑住。

唐太宗倾向于前者。他说老百姓做贼为盗是因为苛捐杂税、。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才置法律于不顾。如果我们轻徭薄赋、吏治清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还有谁愿意去做盗贼呢？

唐太宗选择了魏征等人所提出的“仁政”主张，确立以“仁政”为一个中心、“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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